Pierce Norton is a corporate trainer living in Beijing, China. Before moving to China he served 5 year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rmy.
关税，贸易战争和混乱
唐纳德·特朗普作为美国当选总统虽然没有在美国民众投票中获胜，但是作为共和党，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等“锈带”区域且传统上属于民主党大本营的州中胜出，贸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亚洲经济带来的贸易不平衡给美国造成压力并导致通货膨胀
事实上，国际贸易已经占据各大新闻头条，特朗普距离入驻白宫还有一段时间，但已经因其“对中国的强势态度”而被吹捧。特朗普认为中国操控汇率并对中国货物强加45%的单边关税的谈论杂乱无章，更糟糕的是，外行和权威人士似乎都看到了中美贸易冲突而带来的机遇。
对该问题的当前分析直接表明民粹主义的修辞是特朗普赢取白宫的因素，而特朗普的修辞仅仅是修辞。主流媒体从根本上对当选总统的误解的主要原因就是从字面上而非严肃的看待他，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严肃的对待而非从字面理解。
那我们该如何更好的理解即将到来的冲突和贸易战争的可能呢？未来经济如何对冲？我们又如何理解2017年中美贸易呢？
美国方面
唐纳德·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影响是限制发展的一个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忽视了在世界范围内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衡而只是简单粗暴的应对这些结构性不平衡的表面症状。他在确认和攻击这些国际贸易的症状的行动包括：去年终止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签署并在欧洲举行的类似的对话中坚称将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并威胁要对海外安置工作的美国公司征收关税。改变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结构是一项长期的持续的工作，如果中美之间贸易之战爆发，我很期待其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份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不会与有效的可执行的行动混淆。
位于“锈带”上遭遇国际不平衡的州似乎从未在经济未来中获得同等机遇的描述也足以使得该自以为是的全球主义者获选。但是，扭转对结构政策的不满也颇具难度。中美每年的贸易额达650,000,000,000美元，无论中美关系当前的问题如何，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豆和飞机，企业管理中复杂的全国供应链以及消费者购买的服装和iPhones 手机都将因此转变而受到严重影响而趋向更严峻的方向。当选总特朗普的主张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
备受瞩目的举措就是所谓的“边境调整税”：从企业所得税中免除出口的部分，转而对进口部分征税。专家们认为该措施将引起明显的税收减少，而企业因不得不从国外购买货物而最终导致缴纳更多的税额，即使是以较低的税率计算。即使汇率朝预测方向抵消影响，国内外的价格调整都将面临较高的混乱风险，应对效果因人而异。该边境税似乎是首个重型交易武器，但具体成型至少需要数月的时间。我期待在特朗普提出任何税务政策前能够推出针对人民币价值的贸易措施。特朗普的税务政策日渐成型，但依然存在众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当选总统特朗普如何解决中国在2015年对美国的出口中有37％是从其他国家进口而产生增加值的事实？特朗普的首席顾问非常重视消除美国贸易差，并以此作为促进增长的一种方式，那么他打算将哪一项增长最大化呢，就业率还是GDP？
贸易不平衡同样反映在消费模式，储蓄和涉及边境经济的投资，包括境内以及境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其他政策 – 债务资助的财政刺激措施和鼓励美国企业将海外盈利带回国内– 实际上很有可能成为扩大贸易赤字的影响因素。
德国银行提供的工业列表很有可能成为当选总统的目标:
德国银行同样提供了一份工业列表以供中国反击:
这些代表着民生，财富和众多人的希望的企业会在深夜悄然离开吗？无论关于贸易战争的言论如何，改变数以百亿的美元走向的民主进程将是漫长且饱受争议的。由于美国的政治程序缓慢，我非常期待第一个颇具影响的贸易政策由中国出台。而这一系列的中国政策将影响美国的对应措施，而人民币似乎是其中最直接的手段。
美国人应该更加关注市场准入（如下所示），并在中国必然的经济调整中创造价值。
特朗普入住白宫之时，就将面临一系列艰难的选择。增长的关键不仅在于美国，更在于中国，欧洲，日本以及任何应对挑战，奠定基础，以短期成本换取长期回报的国家和地区。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亟需做出涉及短期成本换取长期回报的决定。
中国面临的改变
唐纳德·特朗普已经任命彼得·纳瓦罗，《致命中国》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的作者，作为美国国家贸易机构的领导，他还指出中国通过重商主义对美国实施经济战争。在《致命中国》书中，彼得·纳瓦罗估计人民币高估实际价值40%。先别着急。
恐慌或是臆断中国对美的国际政策是愚蠢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面对经济不平衡有着更为严峻的时间节点（大量资本外流，低消费率和高额债务）。第二，中国拥有更为强大的政策力度。第三，美国方面的政策由于明显的政治国情需要较长的时间起草，批准和执行。中国亟需应对由于经济紊乱而造成的贸易顺差，并且来自习近平政府的国内变化有着可预见的期限。
2017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将史无前例的具有争议性，原因就是它将改变当选总统经常提及的中国货币辩论的框架。
由于一系列的经济不利条件，资本正在从中国流失。在12月有820亿美元流向海外，而仅2016年就有共计约8,000亿美元的流失。与调整汇率相反，中国政府出售外汇储备，并对资本外流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而该项举措至少存在两个局限性：外汇储备的有限性，以及拥有33万亿美元的银行部门的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无法实施完全的资本流出控制。中国储备在美国作出需要采取纠正行动的货币操纵的正当理由之前就会耗尽。
由Business Insider 提供的图表全面的展示了整体走向:
中国国内的经济弱点造成了资本的大量流失。中国的增长模式并非全新而独树一帜的，也非难理解的，它通过人为低利率将资金从储蓄者和消费者转移到投资和生产者；缓慢的收入增长；隐藏的税收；环境退化，以及货币低估。其结果就是阻碍家庭收入的增长，导致一个国家具有更高的储蓄率（这是一种经济重复性）。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经济模式对家庭消费占GDP的影响。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相信该图表上的信息。它是当今描述中国家庭消费水平最重要的数据，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的深度认为它毫无异常。对于此我表示异议。
这张来自世界银行的图表展示出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在其本国创造的财富中占历史最低百分比，那么这些钱去向何在？答案是投资。这些投资将不会有回报；这些投资数年来都没有任何回报。2016年，名义上增长8%的GDP，其中债务增长了40-45%。降低国家储蓄率（不要与家庭储蓄混淆）有利于美国，但中国的利益时立竿见影的。削减债务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正如70年代至80日本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在，这种影响将至少存在十年。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美国对吸收中国经济不平衡感到不满，但中国在解决自身经济不平衡的资本外流和债务增长方面拥有最大和最紧迫的利益。这两个问题亟需得到解决才能避免经济增长缓慢和持续升高的失业率。习近平主席所拥有的国内政策操控能力比美国对中国经济紊乱症状的影响要强大。重点是对中国感兴趣的国家可以追踪不断变化的国内政策以及它将创造的赢家/输家。例如，提高利率将对杠杆或非杠杆的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出口，但是有利于提升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此我并不想预测中国的国内政策。全国只有少数人在这个过程中有发言权，且经济分析越来越多地转向政治投机。这里有必要重复其重要之处：人民币的价值将是有争议的，但国内的政策将比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言论或行动更重要。中国的贸易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集中在经济调整的方式上。
在结束今天的文章之前，我要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评论的网站标注于此。通过这些网站，我引用了里边的一些图表和数据来陈述以上的观点：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chinafinancial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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